这就是说，人有超越自身的精神需要，这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本体存在，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实现出来。
至于这个礼是人性中内在的，还是外在的，是出于自然，还是出于社会，向秀并没有说。怀末以忘本，则天理之真减。
这是自得之性、自得之理，不是任何外在的原因使之然者。夫仁义自是人之性情，但当任之耳。[21]《庄子·大宗师注》。[20] 这种理论的特点是不承认事物有终极原因，甚至有任何因果性，不管是机械论还是目的论的。[9] 他否定了至无的存在，主张以有为体，他所谓自生，是万物自己产生自己。
它是与天地同体，与变化为一，完全是现象学的，而不是本体论的。夫相因之功，莫若独化之至也。[6] 所谓取，就是直接经验。
性犹杞柳也，义犹桮棬也。知虑而能习的结果，自然的人也就变成了社会的人。但志意是指人的动机、意志和目的方面，德行是指其实践方面，知虑则是指其认知方面，其中，知虑是主要功能。这不仅同道家所谓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[7]、五色乱目使目不明，……五声乱耳使耳不聪[8]等绝圣弃智的思想不同，而且同儒家所强调的耳之于声、目之于色只能产生善恶、好恶、美丑等情感体验，因而作出价值判断有很大区别。
由此可见，荀子并没有把人性看作人的本质。礼有三本：天地者，生之本也。
人只有结成一定的群体，才能同自然界相对立，利用和改造自然界，这就是人的社会主体性。显然，他把认知理性的原则提到了第一位。民，生为甚欲，死为甚憎。当然，荀子并没有认识到，社会关系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，他所说的群，主要是一种社会化的伦理关系，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。
这同儒家孔子的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[20]的重义轻利思想是不同的。[24] 即把天生的资质叫作性。虽然墨子更强调耳目见闻等感性经验的可靠性，还没有明确提出理性思维的重要性，他认为，证明一切知识之真假、有无的标准，是百姓耳目之实[10]。因此，荀子的心性论不是自我认同而是向社会认同，不是自我超越而是向社会超越。
心的这种能动作用，主要表现在知道，即对于道的认识功能及其实践活动。告子的仁内说，正是继承了孔子思想，承认道德情感的存在。
他的化性起伪说，就是这一理论的具体运用。此外，墨家所说的利，是同个体利益直接联系的。
他把知性看作是人的本质属性，并且发展出认识论和逻辑学，在先秦诸子中，是认知学派的重要代表。荀子还提出诚的问题，但是同孟子似有不同解释。它既不同意告子的义外说，也不同意孟子的义内说，它区分了主体和客体，认为义和所义，如同爱和所爱一样，互为内外，构成主客体的统一关系，如果只有外而无内，或只有内而无外，都不能实现仁和义。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，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。故人之所以为人者，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，以其有辨也。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，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。
水火有气而无生，草木有生而无知，禽兽有知而无义，人有气有生有知，亦且有义，故最为天下贵也。墨子为什么相信天志而又批判天命呢？问题在于，儒家讲天人合一的性命之学，并直接转化为道德论的心性之学，墨子则讲天人相异的认知之学，表现为认识论的主体能动性。
孟子批判了告子，提出仁义都是内在的，把义变成了内在的道德原则。至于义，则直接同利相联系，义者利也，这完全是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，同儒家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的超功利的道德理性主义是不同的。
天地为大矣，不诚则不能化万物。[13] 见拙文《谈儒墨两种思维方式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》1987年第1期。
恰恰相反，他更强调认识和累积的作用。对个体来说，利之中取大，害之中取小[21]，这是合于义的。告子的生之谓性，则是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性，因而以感性的生理需要为其主要内容。但荀子所说的礼，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及其一整套伦理关系，这被看作是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根源。
吾弟则爱之，秦人之弟则不爱也，是以我为悦者也，故谓之内。比如仁内义外之说，这本是告子提出的一个命题，即认为仁是内在的，义是外在的。
墨子把自然欲求说成人的本性，如趋利避害、求生避死。人不同于动物的重要标志，就是善假于物[66]，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，使自然界的事物为人类服务。
故义以分则和，和则一，一则多力，多力则强，强则胜物。他所说的人，是生物学的个体的人，因此他又提出食色，性也[27]的命题，把饮食男女等生理欲望，说成人性。
诚就是实现这一境界的主观条件。认识主体对对象作出区别，这正是人的认识能力所具有的特点。……性之好恶喜怒哀乐，谓之情。[2]今天下之君子欲为仁义者，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，……不从愚且贼者出，必自贵且知者出，……天为贵，天为知而已矣，然则义果自天出矣。
[39] 礼是社会发展的产物，由先王制定，但又是现实的历史的存在。道作为总原则或一般法则，包括仁义礼乐，须要经过心的统类作用，才能统一为整体原则。
[9] 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，劳动是人的本质，这是非常深刻的。圣人为知矣，不诚则不能化万民
但是另方面，在现实中却并没有这种自由，既不能无待而逍遥，也不能摆脱社会的强大压力和种种束缚，这就陷入深刻的矛盾。庄子从来没有把道作为纯粹的客观精神来论述。
